徐冰：有字讀不得的愉悅

徐冰<鬼打牆>。來源

    當我踏進挑高的北美館大廳，一張巨幅的版畫從樓上傾瀉而下，中央堆積了一座紅土，給人極為霸氣的視覺觀感。中國藝術家總喜歡以大件的作品來給觀眾視覺上的衝擊，像艾未未弄了數以千計的單車作品 <永遠腳踏車 >，跟行為藝術家張桓的 <三頭六臂 >，但徐冰的作品卻更有深意。 <鬼打牆 >是張拓印自長城的烽火台的巨幅版畫。這是何等勇氣與野心哪！與攝影相較，拓印的手法更能接近長城當下的樣貌，比單純巨大的作品更有細緻的內涵與論述。

    徐冰對於文字與紀錄是很感興趣的。最真名的莫過於 <天書 >，他花費了四年的時間，創造了四千個沒有人看得懂的文字，並以古法裝訂成冊。四千字，是一般人要讀懂中文日常讀物的基礎，天書正具備了成為知識的數量、形式，卻記載了沒有意義的書寫。藝術家在此打破了文字與知識的刻板印象，玩弄「字」本身，頗像結構主義者談的「漂浮的能指」。撇話句構讀來是毫無意義，抑或書寫當下它正在形成自身的意義 ? 無怪乎它叫做天書。

    「你的思維能力是成熟的，而說話與表達的能力是幼兒的 ...你是一個受到尊敬的藝術家，但在那個語境裡，在這一點上你可以說是一個文盲。」

    在一次訪談徐冰說如此說。自從上帝在巴別塔間分化語言後，它成為人類溝通的永恆的屏障，而徐冰由此困境做出突破的嘗試：以漢字書法來拼寫英文。 1994年開始的 <英文方塊字 >計畫，將展場改造成教室，讓觀眾可以親自學習「徐式新英文書法」。運筆點墨，寫下的是可辨讀的英文，卻又受大腦的漢字思維干擾，語言認知給打上了結。以往書寫是以加強詞語的記憶，在此卻越寫越混淆。

    總結這場回顧展，它像是一場詞與物的舞會。真正深刻的藝術，出發點往往都是非常簡單的思考。徐冰從生活對語言與文字的感覺，對事物與社會的關係，擴展出簡單卻有深刻的思想蘊含的作品，這正是它的文字所傳達的「言外之意」。

徐冰專訪

是與非的文字遊戲

最可怕的感覺就是失去信心。 －洛卡(Federico García Lorca)

    近來網壇上是非擾嚷，陳文茜的<這個國家太對不起年輕人>與柏克希爾哈薩維的<年輕人，國家沒對不起你，是你對不起自己>，兩文立論各有論述與觀點，引起網友討論。雙方就台灣的經濟、房價、政策做出各自的評判，乍看之下有其道理，卻又帶點詭辯意味。已有太多人從其邏輯、意識形態做出比較與批評，但我認為國家與年輕人的關係這個命題，似乎更為值得探討。

隨著高等教育比率提高，但青年失業率也節節高升。在全球，歐元區近四分之一的青年失業，西班牙更高達50%以上，北美、中東也飽受失業問題困擾。台灣的實際狀況，雖沒有如此嚴重的失業率，卻有著青年窮忙族的現象。從高等教育的現狀，可以發現嚴重的產學脫鉤問題。剛畢業的年輕人就像駛著風帆戰船出港，波濤洶湧的職場上卻處處是鐵甲戰艦。資方慣以求職者實務經驗的弱勢，以責任制與長工時的利齒，一口口噬掉青年的職涯願景。

服膺儒教的青年們，戰戰兢兢的領受老闆賞賜的職位，抱持著「愛拚才會贏」的信心，將惡劣的勞動環境，視為通向成功的康莊大道。低薪與勞累的工作，在不知不覺中削弱了年輕人的活力與彈性，也減少了消費力。企業在市場上既無法開創嶄新的商業模式，也沒有旺盛的銷售量，產業間只能在紅海中競爭，獲利的耗損最終導致疲軟的經濟。沒有好的營收，企業卻透過減低成本來維持獲利水平，Cost Down的結果之一就是低薪，自此循環往復。面對節節敗退的GDP，政府開始將眼光投向不動產，在台灣掀起了一場毀家滅國的災難。房價高漲的殘酷，成為當代年輕人的夢靨，更可惡的是，財團與地方政府聯合舉辦圈地遊戲，摧殘地景，迫害居民。這些血淚無須多說。

從現狀看來，說國家對不起年輕人是沒有問題的。但甘迺迪說的老話縈繞我心：「不要問國家可以為你做什麼，你應該要問自己可以為國家做什麼。」台灣的年輕人，為這塊寶島做了甚麼? 

陳文茜所提及的宛如，可說是台灣年輕人的悲劇性縮影。領著微薄薪水，為房租、學貸咬牙苦撐，求學時的夢想早已打包妥當，成為僅能遠觀的小確幸。部分人卻更具存在主義式的荒謬感，在網路上貶稱台灣為鬼島，卻不願走入群眾去改變現狀；憤憤不平的自稱魯蛇，嘲諷溫拿，回頭卻戴上玫瑰色眼鏡，在舒適生活的幻象中自我陶醉，不求進步。像是卡夫卡筆下的薩姆莎，在床上醒來化成大蟲，卻只在意不能準時去上班；也像卡謬的莫梭，活在自我之中而成為疏離現實的異鄉人。

正如柏克希爾哈薩維認為的，社會的資源是被少數人給控制、支配的。但年輕人如果以為只要拼命就可以爬上去，晉升權貴階級，這就恰恰切中這些權勢者的設計中。從虛構書寫的歷史、荒誕不經的媒體、專欄大家的假道學、部落客的社會達爾文主義，一切正築構一個通向上層社會的虛擬通道，誘使年輕人走向他們嚴密監視的死巷中。

所以，並不存在國家和年輕人誰對不起誰的問題。真正值得關心的是，年輕人是否意識到正處於在失控的制度與階級的壓迫中，並願意採取行動。如果你是辛苦的上班族，那你不能不知道關廠工人所遭遇到的勞資糾紛；如果你喜歡台灣歷史景觀，那你不能不知道蟾蜍山聚落、基隆港倉庫等遭到拆遷威脅的老歷史；如果你關心經濟，那你不能不知道馬政府正透過黑箱服貿，一點一滴的出賣台灣；如果你期望美好的將來，那你不能不知道核四這顆未爆彈將成為台灣人的生存隱憂；如果你以台灣的民主自由為傲，那你不能不知道政府正悄悄的漂白歷史，恢復國家機器的壓迫權力…。

真正的問題就此浮現：年輕人們，你可曾努力過去改變、去關心這美麗的島嶼呢?

官員的物種考究

人是天生的政治動物。

－亞里斯多德 

    在人類文明結構日益複雜化之下，人無法只關注在自身的利益，必然會發展出各司其職的社會結構。從古至今，總會有群十分熱心的人，奉獻辛勞，花比其他人多的時間去參與政治，群眾也滿懷信心地交付期望與斯，「政府」便因而誕生。依據希臘人的觀點，人是有德性的，因此從事政治更是實踐德性的具體象徵；中國傳統的政治觀，相信為德政是順天命，倒行逆施則逆天，難逃制裁。可我們從歷史觀之，喔不，就從今日台灣看起，政府官員的作為完全推翻了先人的論點。背離民意、毀法亂紀、言而無信，各種光怪陸離的「奇觀」，使我產生懷疑。難道老祖宗們錯了嗎? 

在一竿子打翻一船思想家們之前，秉持著求真的精神，我們以心理學的視野來剖析這些官員。有關注新聞與社會運動的朋友，最容易歸納出的官員特質就是「出爾反爾」。從吳院長承諾大埔原地保留、勞委會向工人承諾會向資方追討欠款、馬總統承諾要讓洪案真相大白...以上的承諾最後的結果相信無須贅述，各位讀者都明白。孔子曰：「人而無信，不知其可也。」孔老夫子很嚴肅的明示沒有誠信就不成大事的道理，這些高級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不明瞭呢? 

那官員們在做出這些承諾時，是理性還是不理性呢? 我認為是理性的決策。且慢！在各位憤而離去前，讓我分析官員們的心理。就前述三個案例：大埔、關廠工人、洪案，三個事件的承諾人都處與公眾輿論的臨界點，當下他們有兩個選擇：承諾與不作為。選擇承諾能有效地減緩憤怒的民氣，但僅為一時權宜之計，因為承諾人並無法保證承諾的持續性，看看大埔給拆了、關廠工人也告了，還要期望洪案的真相嗎? 官員們選擇空虛的承諾，至少能暫緩民怨，只待台灣人的遺傳疾病－時事失憶症發作，媒體開始播報美食與新奇影片，風波就能平息。

我們舉數學上的博弈論之例子來思考：想像觀光景點販賣小吃的攤販，由於顧客多是來自各地，同一個客人攤販頂多賺他一兩次生意，所以產品的品質與價格自然不甚理想，因為商家只圖一時獲利，此時攤販與觀光客進行「一次性博弈」。若是開在鬧區的餐廳可就不一樣，消費者有極大的可能重複光顧，所以顧客與餐廳正在執行「重複博弈」。這時店家可不能馬虎了，品質低劣的餐點與服務會產生不佳的風評，甚至導致關門大吉。政府官員對社會議題的承諾，即屬於一次性博弈。只要當下滿足大眾的訴求，頭痛醫頭，事件的根因從來都不是政客們關注的重點。

「丟鞋」成為公民覺醒的行動證明。 

另一個特質是「自我感覺良好」，這個特質立刻讓我聯想到馬總統與劉縣長。馬總統在一連串堪稱「奇葩」的施政下，從政治、經濟、民生，帶領台灣人民進入了存在主義的荒謬之中，迫使群眾紛紛脫履致敬，實踐卡謬所言的「我反抗，我存在」。在9%支持者的熱烈擁抱與媽媽的支持之下，馬總統依然信心十足，充耳不聞沸騰民怨，繼續硬幹。在黃色小鴨引領風潮之前，劉縣長早已派出黃色怪手巡演民間、拆田毀屋，稱「天賜良機」，於經建論壇大言不慚稱治縣符合人道、天道、霸道。孟子說人有惻隱、羞惡、辭讓、是非四善端，怎麼看來不適用於官員們，難道他們是超人類嗎? 

在精神分析學上，「自戀」不僅僅只是日常人們所說的貶抑詞。嬰兒在拉岡的鏡像中認出自身後，對自我的迷戀與陶醉成為脫離原初悲慘的途徑。執政者無視反對聲浪、忽略現狀，一意孤行，正是童年自戀再現。自戀者不容許自身的尊嚴被侵犯、不能使自己處於失敗的地位，在政治上的體現即拒絕妥協，並積極運用權威偏誤與資訊不對稱來掩蓋自身的缺陷。我們看看核四，尚未運作即榮獲世界危險核電廠之頭銜，任何人都能看出持續興建弊大於利，而政府卻執意要建，拋出啞謎似的公投，意圖混淆大眾的耳目。排除利益關係，核四其實就是官員的尊嚴問題，否則哪來「你不要那麼專業好不好」一番潛意識話語呢? 政客透過操控與強行推動法案，以拒馬與警察為骨幹，並施予「依法行政」的魔術，重現童年的萬能自我鏡像。古老的神話告訴我們，納爾西斯癡情的凝視水中的自己，終而逃不出溺死的悲劇。

從政治人物的觀點出發，為了維持自我的尊嚴與利益，衍生的曖昧話語、矛盾邏輯、與感知低落，其成因便不難理解。倘若時光倒退，官員們都曾是求學時期勤奮好學的好學生，隨著深陷官場泥淖，人就在無意識中變成「官」，丟失掉知識份子的良心與堅持。於是那勤政愛民的政治家，更顯得難能可貴、令人肅然起敬了！